追尋永恒的春天
來源：作者：王永剛時間：2014-11-04熱度：0次
追尋永恒的春天
-----漢武大帝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至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漢武帝《輪臺罪己詔》
一
有人說，在西安，你隨便一镢頭挖下去，便是秦磚漢瓦，盡管有點夸張，但是，作為歷史上十三朝都城的西安，確實是歷史遺跡比較密集的地方。這不，在時政當局對唐曲江池遺址公園、唐城墻遺址進行成功開發(fā)后，近期，對位于西安市西北角的漢長安城遺址開發(fā)又緊鑼密鼓的展開了，按照當局規(guī)劃的初衷，希望在此展現(xiàn)兩漢400年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璀璨成就。當然，開發(fā)性保護遺址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實，無可厚非。
漢長安城遺址的中心景觀漢城湖邊，碧波蕩漾，垂柳依依，湖中成群的五彩金魚自由暢快，與水面上覓食的鴨子卻互不相擾，讓人感受著自然的和諧與神奇，最引人注目的是湖邊那一尊雄渾的雕像，碑刻記載：漢武大帝，內尊儒家，外御匈奴，成就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歷史功績彪柄史冊。雕像一手握劍，旨在攘外，一掌向下，喻意撫民，氣勢恢宏。一代偉人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中曾寫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才，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將中國歷史上特別有名氣有作為的帝王囊括其中，當然，《沁園春·雪》作為藝術作品，不可能將中國歷史上有作為的帝王全部納入其中，但也基本反映了一定的史實，成為后代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基本通用的一個標準。詩中的漢武即指漢武大帝---劉徹。
二
如同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中國古代的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可是，漢武帝劉徹在五十四年御征期間，文治武功，使大漢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大漢聲威遠播天下，國勢達到了頂峰，這是一段最不能重復的歷史。中華民族最大的一個民族---漢族也是至那時開始，成為華夏大地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兩千年來未曾更改，可見漢武影響之深遠，但是，影響深遠的又何止于此！
史不厭詳。讓我們將目光再次投向那個讓當時天下為之顫抖的漢武帝時代，看看歷史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在漢武帝即位的稍前時候，其祖輩、父輩經(jīng)過近七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使得民間和國庫都非常肥腴，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里的糧食多得更是陳谷疊陳谷，，以“至腐不可食”，可謂前所未有的盛世了，這即是被后世史學家所稱頌的“文景之治”。正是在這種基礎上，為漢武帝實施文治武功打下了基礎。公元前140年，漢景帝駕崩，時年只有16歲的劉徹繼續(xù)皇位，漢代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武帝登基以后，少年血氣，他認為與匈奴和親實為外交恥辱，斷然采取了強硬政策，攻伐四野，最終在其登基的第二十年，由名將衛(wèi)青、霍去病深入大漠，大敗匈奴主力，取得了對匈奴戰(zhàn)爭的最大勝利，匈奴渾邪王率四萬之眾歸附大漢，舉國為之大振。與此同時，在東北，他派兵滅了衛(wèi)氏朝鮮（今朝鮮北部），并置四郡；在南方，則使夜郎、南越政權歸附漢朝（隨便提及一句，“夜郎自大”成語也即出自此期間），在西南先后設立七個郡，漢帝國版圖至此基本成形。在內政上，漢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唯一的正統(tǒng)思想，從而從思想上讓全民達到了高度的統(tǒng)一，把漢帝國拉回到了高度集權的軌道上。戰(zhàn)爭是需要強大國力作為支撐，在“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兵連而不解”的情況下，文景兩帝留下的充沛國庫被消耗一空，中央財政出現(xiàn)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況，為了針對這一狀況，漢武帝開始推出一系列強硬的國營化經(jīng)濟政策，依靠桑弘羊的治理，分別從產(chǎn)業(yè)、流通、稅收和貨幣，推行了嚴密整體配套的體制改革，打造了一個高效、嚴酷的國營經(jīng)濟體系，特別是將涉及國計民生的鹽、鐵及后來追加的釀酒都納入官府壟斷經(jīng)營，政府不但壟斷了銷售和定價權，而且直接進入到了制造環(huán)節(jié)，真正意義上的國營企業(yè)其實就是從這里開始的。這一嚴密的商業(yè)體系建成后，在桑弘羊的傾力推行下，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國的物資流通，其成效在短期內就快速的顯現(xiàn)出來，在一年時間里，中央財政收入大增。史載，兩大中央糧庫---太倉和甘泉倉就裝滿了糧食。增加的收入大多用于國防軍備，國威大增基礎具備。
三
如同一個硬幣具有其兩個面一樣，漢武大帝通過一系列強硬的內政外交及經(jīng)濟政策，創(chuàng)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漢帝國，也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建立了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的皇帝，于國家統(tǒng)治層面上來說，他足可以稱得上有作為的皇帝，他任用了桑弘羊、東郭咸陽及孔僅等商人出身的人來治理國家，“以商治商”，短期內依靠強大嚴酷的刑罰，使得國營經(jīng)濟體系繁榮昌盛，如他所愿，國強成為事實，四夷歸附，基本消除了漢以來以“和親”政策換得邊境平安的尷尬局面，后世幾個大一統(tǒng)王朝均以漢武帝時期的版圖為基礎，小于其版圖的均不能稱為統(tǒng)一的中國，這一點可謂彪柄千秋。
從歷史的角度上來講，自秦統(tǒng)一后，因其執(zhí)行苛政而很快被漢所替代，漢朝初期的統(tǒng)治者承襲了秦朝所遺下的郡縣制，同時采取較為靈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過于極端，漢高祖劉邦、文帝、景帝均在形式上采取了“輕徭薄賦、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放松對山林礦藏的專營，工商業(yè)得到了極大的解放，這一階段，被史學家們稱為“商人的自由時代”，但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進而影響到中央權威和統(tǒng)治的穩(wěn)定，為此，上層便陸續(xù)采取了“削蕃”，上下矛盾最終不可調和，一代名相晁錯被腰斬并未阻止“七國之亂”，最終以國家鎮(zhèn)壓取得勝利而收場。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漢武帝登上歷史的舞臺，加強中央統(tǒng)治的政策，并在其在位五十四年中，達到極點；特別是其統(tǒng)一國民思想的手段，耐人尋味，秦始皇統(tǒng)一思想不讓人民讀書，“焚書坑儒”，為他獲得了暴君這一無可爭議的稱號，而漢武帝則是讓人民只讀一種書，并利用利祿引誘，結果是，秦始皇失敗了，而漢武帝成功了。
從地域上來看，自周以來，西安周邊易于耕種的纖細黃土、以及季侯風所帶來的豐沛雨量，和時而潤澤大地，這無疑是農(nóng)業(yè)社會最為理想的生存環(huán)境，但是，我們同時也觀察到，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分割成兩半，纖細的黃土夾雜在黃河的流水中，經(jīng)常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chǎn)的損失，而且其枯水期與豐水期水量的幅度變化又大，潛在的危機經(jīng)常惡化，威脅人民的安全。這一客觀原因，使得必須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權，又能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jīng)常的威脅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然，其中自然包含統(tǒng)治者的政治安全。應當說，強有力中央集權的形成，與歷史和地理發(fā)展極有關系。孟子所說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說只有一統(tǒng)，才能安定。完成高度的中央集權的歷史重任終于在公元前141年落到了劉徹的肩上，他和他的近臣將“儒家思想”擴展之后又延長，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種種理論與實踐的步驟，并注重農(nóng)桑，襲用法家的官方專利鹽鐵，以嚴峻刑法維持民間紀律，呈現(xiàn)了“內法外儒”的治理構架，“強漢”由此而生，延續(xù)百年，民生相對安定。即使過了兩千年多年，時至今日這一地理上的特質仍未改觀，我們經(jīng)常會從媒體得知，南方因暴雨澇成災，而北方卻因干旱田野裂谷物枯，南方抗洪搶險，北方抗旱祈雨，都是忙的不亦樂乎，天災危及民生，事關社稷穩(wěn)定，如若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體系，民生之疾苦可想而知，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個時候所發(fā)揮出來的效應，應視為硬幣其光鮮的一面。
不容我們回避的是，硬幣也有其粗糙的一面。
漢武帝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tǒng)一了國民思想，并對民誘之以利祿，儒學成為唯一的正統(tǒng)思想，中華文明史上延續(xù)了700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景象到此戛然而止，全民意識形態(tài)上的大統(tǒng)一成為以后各朝各代的治國者競相采用的不二法寶，思想之禁錮至此遺害數(shù)千年。
漢武帝任命商人出身的東郭咸陽、孔僅及桑弘羊，盡管國營壟斷的政策為國家財政和中央集權顯示出了它的效能，但接下來出現(xiàn)的情況卻非武帝自己所能想到。在實施鹽鐵專營的過程中孔僅等人利有主持之便，在制造的專場環(huán)節(jié)上安插自己的親信，上下其手，從中牟利，即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善于制訂秩序，但他自己則每每置身于秩序之外，出現(xiàn)了吏治混亂的局面，而且，國營經(jīng)濟的官商化及權貴化的特征似乎是與生俱來，國營化的低效率和低質量弊端也清晰的呈現(xiàn)出來，各地鐵官監(jiān)造出來的鐵器質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貴，還強令民眾購買，導致怨聲載道。國營壟斷企業(yè)自從誕生的那天起，這一弊端特性就如一毒瘤頑疾，頑強的附著在國營企業(yè)的軀體上，歷經(jīng)千年而不能根除，時至今日仍讓人難以釋懷。
還有一個至今想起來都會讓我們顫栗不已的事情。漢武帝在位期間，頒布了“算緡令”（實質是向中產(chǎn)階段征收資產(chǎn)稅，最高可達百分之十），由于有產(chǎn)者大多不愿主動申報，他遂輔之一項“告緡令”，其內容就是鼓勵舉報，按規(guī)定，有敢于告發(fā)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chǎn)的一半，這等同發(fā)動了一場“挑動群眾告發(fā)群眾”的“人民戰(zhàn)爭”，此令一出，幾乎所有的中產(chǎn)以上的家庭全數(shù)被舉報，社會秩序大亂。他還對該政策有異議的時任大農(nóng)令顏異以“腹誹”的罪名處死----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因表情不馴而被處死的案例。當然，執(zhí)行這兩個法令那自是少不了酷吏的落實。這兩個法令的結果是：社會財富被強行“清零”，中產(chǎn)階層集體破產(chǎn)，工商動力喪失，同時由于民眾在“皇恩浩蕩”下，社會財富觀念空前激蕩，史載：自此以后，民眾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好吃的馬上就吃掉，不再愿意儲蓄投資。這也是自宋明之后，早慧的華夏文明滯步不前，從而直接導致了近代中國近百年遭受外強奴役與屈辱。正是由于這一極深的歷史淵源，自此，就不難明白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人群為什么是在中國了。
政府壟斷專營，必設立國有企業(yè)體系，而因產(chǎn)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必定誘生出權貴經(jīng)濟，當權者以國家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資源，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中飽私囊，這一現(xiàn)象在中國歷史屢見不鮮，官商勾結蝕腐國家的大案，無一例外的發(fā)生在“頂層”?！耙陨讨紊獭币彩侵翝h武帝發(fā)明后，后世皆予效仿，并深諳其精髓，在權貴經(jīng)濟"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這種強力的壓迫下，那些有才智和經(jīng)營天賦的商人們，即使他們富可敵國，但仍無可奈何的成為權貴經(jīng)濟附庸，秦漢以后，歷代的中國商人都把鉆營附庸政治權貴作為自己存身和發(fā)財?shù)拈T徑；晚清時期，盡管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運動派試圖自強，力圖振興民族工業(yè)，抵御外侮，但因其始終脫離不了“官辦私營”這一致命的弱點，所謂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盛懷宣都可稱是巨商，但無一不是官商勾結的實例，也就是說，自洋務運動開始時就埋下的失敗的種子，最終在鴉片戰(zhàn)、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中不堪一擊是注定的。更令人可笑的是，后世竟有“經(jīng)商當學胡雪巖”的說法，應該說這是商業(yè)屈服于權貴經(jīng)濟的無奈嘆息而已。最有代表性的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畢業(yè)于美國哈佛大學的經(jīng)濟學院、后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宋子文、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后又獲得歐柏林大學榮譽博士的孔祥熙，把他們學到最先近的金融教育知識和高超的財政技巧相結合，精巧的運用國家政權及國家金融工具，明搶暗奪，甚至以國家名義收購，以私人身份瓜分，實際比強盜還具備殺傷力，將官商勾結發(fā)展到了極致，從而給本已積貧積弱的社會經(jīng)濟帶來了災難性、毀滅性的打擊，然宋子文卻被《亞洲華爾街日報》認為是20世紀40年代的全球首富，在那個戰(zhàn)火紛紛、民不聊生的年代，這顯然是一個是對中華民族莫大的侮辱；曾為國民黨參政議員的傅斯年，就曾憂心忡忡的疾呼：“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產(chǎn)黨莫大的本錢！”盡管在傅的嚴厲抨擊下，孔、宋子文先后都辭職，但因官商勾結、大肆斂財、中飽私馕徹底毀壞了國民黨立國的經(jīng)濟基礎，沒有意外，此后兩年多時間，共產(chǎn)黨便以摧枯拉朽之勢，將短命的蔣家王朝趕出大陸。追古思今，這應為我們后世人所警惕！！
四
本無意褒貶漢武大帝這樣一個大題材的一代帝王，其牽涉之多，就連眾多的著名史學家也不容易隨便處置，他有時殘酷無道達到離奇之境界---比如對司馬遷竟處之以宮刑，史稱其是為降將李陵辯護而招致其震怒，其更為深層的背景也許是司馬遷所寫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反對官營工商業(yè)政策，惹怒了漢武帝才招致禍端，李陵案只是一個借口而已；還有竟以“腹誹”之罪處死當時的大農(nóng)令，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強勢的一代雄主，如此嗜殺猜忌無度，如何卻沒有受到過多的譴責？他以長遠的眼光設計，內尊儒家，外御匈奴，又用精到的手腕設計有利于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所必須的種種理念和步驟，不斷地努力企圖實現(xiàn)他超過匹夫所敢于想象的計謀，最終四夷歸附，奠定后世為模板的統(tǒng)一帝國的版圖，我們又何不加以仰慕，同時也為他的不折不撓所感動。盡管前文中對漢武帝所施行的有些政策產(chǎn)生的影響及其流弊進行過闡述，但實質上，劉徹及其近臣未必能一眼看穿他們自己當時的作為于后世產(chǎn)生的流弊，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為不易，因為，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我們不能要求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義，如此這樣，統(tǒng)一集權便成為偽命題，如前文所述，如此遼闊疆域，資源分配不均，為求生存，戰(zhàn)亂將始終伴隨，民不聊生將成常態(tài)；但同時，他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鐵面無私，他必須通過無數(shù)的矛盾與曖昧，在胡蘿卜和大棒之間艱難徘徊，維護他的威權和氣魄。
漢武帝在位時還發(fā)生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位名叫卜式的御史，是他非常寵信的大臣，但他卻一直反對國營化政策，并一再提出反對意見，終于被漢武帝免去了御史大夫的職務，可是，這位養(yǎng)羊出身的商人似乎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讓大臣們想想有什么辦法，卜式獻上的計策竟然是：“只要把桑弘羊放到鐵鍋里煮了，老天就會下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書沒有記載武帝看到這份奏章時是怎樣的表情。當然，弘羊也并沒有煮熟，這一點，與其父親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而腰斬晁錯以代過相比，可稱得上明君。與之同時，他也似乎從卜式的極端仇視弘羊的奏章中看到了國營壟斷造成國強民貧的后遺癥，并在自己68歲的時候，頒布《輪臺罪己詔》，內稱“本皇帝自即位以來，所做出的行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現(xiàn)在追悔不及，從今往后，凡是有傷百姓，讓天人勞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當務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減少賦稅徭役，恢復重視農(nóng)耕和畜牧的政策，減少軍備開支”---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記錄在案的皇帝檢討書。武帝早年雄才偉略，不可一世，時至暮年，能有這份清醒并勇于承擔責任，黯然罪己，而不斬殺曾為其沖鋒陷陣的近臣為己代過，在中國歷史的皇帝中，可謂堂堂漢子。也正是這一個自我批評與檢討，漢武帝晚期雖然出現(xiàn)了秦朝滅亡時的跡象，不過卻因其趨于寬松的中央政策，民間稍得喘息，避免了更大的動蕩，僥幸的避免了漢代在他在位時滅亡的后果。這也是其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這五位被后世稱為有作為的皇帝中，秦始皇從未統(tǒng)率三軍，而漢武帝也僅于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戰(zhàn)場，但其在征伐時則親自作全盤謀劃，決定用兵的戰(zhàn)斗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稱其兩位為中國古代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謀略家、人力資源專家應不為過。這應為我們后世人所借鑒而為之。
為此，似乎可以這樣來評說漢武大帝----他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堅定的領袖人物，承擔了特定時期特定的歷史使命，并為達到這個目標而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強有力措施，并最終得以實現(xiàn)；但同時，皇權至上思維也天生賦予他也有高度的自負和自我偏執(zhí)的個性，從而也將自己的朋友、團隊乃至整個國家?guī)胍粋€充滿傷害的世界。
五
讓我們再花費一點時間來歸納一下本文的核心思想與可能并不成熟的觀點。
在頒布了《輪臺罪己詔》兩年后，時年70歲的武帝郁郁而終。他所遺留下位置，沒有人能接替，他剛一去世，時局主政的外戚大將軍霍光利用從朝延到民間對國營化政策的反對情緒，在朝堂之上舉辦了一次關于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會，清洗與他同列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的桑弘羊。此辯論會所有言論被收錄到《鹽鐵論》這部奇書中，這是人們自中央集權體制在中國出現(xiàn)后，對經(jīng)濟治理模式的一次總檢討，面對一個前所未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帝國，人們顯得焦慮而手足無措，而剛剛過去的武帝“盛世”既讓人們感到了帝國的榮耀，同時也飽受了集權之苦。辯論會雙方所涉及的話題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說，困擾中國至今的眾多治國難題，特別是中央集權與地方的權力分配以及國家在國民經(jīng)濟中的角色困境，在當時已畢現(xiàn)無遺。盡管在辯論會上，以霍光為代表的群儒氣勢洶洶提出反對國有專營，但是，面對桑弘羊一再提出對外戰(zhàn)事不斷、國內天災頻繁的時候，如果不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國有專營來解決財政困難，還有其它好的辦法這一質問，群儒始終不敢直面，更不能提出建設性的方案。與其說是一次清洗桑弘羊的設局，但其本質卻是讓其經(jīng)濟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宣傳。由于時政當局也面臨著桑弘羊所提出的如何解決必需的戰(zhàn)爭開支、增加國家財政而不增加賦稅和徭役和有效化解地方割據(jù)景象這三大難題，故這場為檢討和清洗而設局的辯論會無功而返，最終只是象征性的取消了酒類的專營而草草收場。儒家思想在經(jīng)濟思考與治國層面上的先天不足在此具一呈現(xiàn)，并且在隨后的兩千年里，都在孔孟鋪設的軌道上亦步亦趨，思考一直未有寸進，讓人嘆息。
更讓人感傷的是：霍光還是沒有放過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之后的第二年，他以參與謀反的罪名抓捕了時年已75歲的桑弘羊，并處以滅族的酷刑，前代的理財與治理能臣總是在完成歷史使命后以血腥的方式謝幕，這似乎在中國歷史上已成宿命。
武帝開創(chuàng)是中央集權最為嚴厲的模式，其采用的相關措施在他后來的朝代更替中幾乎都被各代君王所模仿，這些措施或明或暗，如鬼魅的影子，幾乎表層上都言厭之棄之，但實質上則喜之用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及他們所在的階層是這一措施最大的得益群體。這種措施顯而易見的結果是：整個社會處于低效率的動行狀態(tài)之中，民間或地方的創(chuàng)新力嚴重不足，社會財富的增量更多的體現(xiàn)在流通或金融領域，稍有積蓄的商人就把目光轉向奢侈品消費；但我們清楚的知道，實業(yè)領域創(chuàng)造的社會財富，才真正能使一個國家強盛，實現(xiàn)民富國強。
武帝已逝，弘羊被誅，盛世與流弊，任由世人評。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亦然，后世所有信奉和實踐這一模式的治國者莫不陷于這一可怕的邏輯之中；廣袤國疆、人口眾多、天災頻繁、中央集權、國防財政需要，這些2000多年前冰冷的擺在霍光等儒生面前的桑弘羊的設問，至今仍然冰冷的擺在全中國人的面前。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如何正確的把握政府在市場中的位置，作出適當?shù)闹贫刃栽O計與安排，對權力進行限制，摒棄政權對經(jīng)濟的控制這一制度和文化上的慣性，應該成為當代中國研究的首要課題。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任何一段經(jīng)歷，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
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說：每個人對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愿我們在冷靜中，尋找出真理的入口。[size=1]文字[/size] (編輯：作家網(wǎng))
